在吴越地区的历史文化中，由于剑的出现，而变得更为生动鲜明。工匠的终身愿望，就是为了铸造出一把盖世无双的名剑，为此目的，可以慷慨赴死。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记载，吴人干将与妻善于铸剑，吴王命其铸雌雄剑，久炼而不得，遂双双跃入沸腾的铜液之中，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天下名剑。

 　　东周列国的君王为了一把吴越名剑，不惜连年征战。越王句践拥有的五把名剑之一的湛庐之剑，其后流入楚王之手。秦王闻讯，要求楚王交出，楚王不允。秦王乃兴师攻楚，楚王宁可兵戎相见，也决不交剑，宝爱的程度不难想见。《越绝书》记载，楚王派风胡子到吴国请欧冶子、干将铸铁剑。欧冶子、干将铸成龙渊、泰阿、工布三把剑，晋郑王闻而往求，楚王不允，于是出兵围楚，竟达三年之久。拥有吴越之剑者，无不视为奇珍，《庄子·刻意》说：“夫有干（吴）越之剑者，柙而藏之，不敢用也，宝之至也。”可见吴越之剑的名贵。

 　　剑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流传，使剑取得特殊的地位，成为身份的象征。先秦文献《考工记》有执掌铸剑的“桃氏”一职，其职守中有如下一段文字：身长五其茎长，重九锊，谓之上制，上士服之。身长四其茎长，重七锊，谓之中制，中士服之。身长三其茎长，重五锊，谓之下制，下士服之。意思是说，按照剑的长度和重量，剑的规格可以分为上制、中制、下制三等。上士的剑，剑身的长度是茎的五倍，重量是九锊；中士的剑，剑身的长度是茎的四倍，重量是七锊；剑身的长度是茎的三倍，重量是五锊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士都得佩剑，剑已是身份的标志。因此，再潦倒的士，也不愿意抛弃他的剑。《史记·韩信列传》说，韩信流落市井，乞讨为生，但“好带刀剑”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说，孟尝君的食客冯驩，寄人篱下，“甚贫，犹有一剑耳，又蒯缑”。缑是剑把处，一般用丝带缠绕作为装饰。冯驩一贫如洗，只能用蒯草搓成绳，缠绕于缑。对于侠士来说，剑又是风流倜傥的象征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说荆轲“好读书击剑”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春秋时期的官员都有佩剑，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地处西陲的秦国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秦简公六年（公元前409年）“令吏初带剑”。张守节的《正义》解释说：“春秋，官吏各得带剑”。

 　　官员奉命出使他国，佩剑更是不可须臾离开。据《史记·吴世家》，公元544年，季札奉吴王之命聘于鲁，北过徐国（今安徽泗县北）。徐君十分喜爱季札的佩剑，而羞于启齿。季札看出他的心思，但是使命在身，不敢解剑相赠。季札行聘结束回吴，经过徐国时，徐君已死，季札“乃解其宝剑，系之徐君冢树而去”。“季札挂剑”的故事，主旨是称赞季子的真诚，但我们从中可以得知，在外交活动中剑是不可或缺的。

 　　 《左传》宣公十四年，楚王派申舟聘于齐国。途经宋国时，申舟被杀害。楚王闻讯，“投袂而起，屦及于窒皇，剑及于寝门之外，车及于蒲胥之市。”意思是说，楚王拂袖而起，连鞋也没穿好就跑出去，准备出兵。随从慌忙将鞋和剑递给他，同时备车。楚王走到“窒皇”（寝门的门阙）时，才穿好屦，走到寝门之外才佩好剑，走到蒲胥的集市时，才上了车。这段文字将楚王冲动的神情描绘得淋漓尽致。于此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剑是君王不可须臾离身的器物。

 　　文献中对吴越之剑的描述，每每与某些故事相联系，生动无比，读之，令人为之动容。不过，掩卷之余，人们又不免会怀疑“风吹断发，削铁如泥”之类的描述的可信性，以为它不过是文学家的夸饰之言。谁也不敢断言古代中国能铸出这样的利剑，因为，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吴越之剑。